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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村里的事，渐渐与我无关了。

　　我把爸妈接到了县城。

　　房子不大，两居室，楼下有个小广场。

　　我爸在阳台种了几盆辣椒和西红柿，每天清晨浇一遍水，然后下楼跟小区里的老头们下象棋。

　　他下得不好，老是悔棋，被棋友撵着打，回家时笑嘻嘻的，说比在槐花村那些年加起来都开心。

　　我妈每天晚上去跳广场舞，从最后排混到了领舞的位置，这事儿她念叨了一整个夏天，逢人就说自己是“c位出道”。

　　“梨花蜜语”的规模在不断扩大，除了蜂蜜，新增了蜂王浆、蜂胶、蜂花粉，生产线从原来的一条扩建到了三条。今年的订单排到了明年五月，下游合作的蜂农超过两百户。

　　我重新考了驾照，买了辆新车，带着爸妈自驾去了趟云南。

　　路过一片油菜花田的时候，我爸忽然开口说：“当年你要是没从槐花村出来，咱家现在可能还在那儿窝着。”

　　我妈在后排剥橘子，头都没抬：“不用可能，肯定还在那儿窝着。搞不好还得给张茵家扛活。”

　　我笑了，没说话。

　　其实我心里清楚，不是我选择了离开，是那些人不让我留下。

　　而我能做的，只是把他们的恶意变成了我的跳板。

　　赵局长后来在某次产业推进会提起我，说我替乡村振兴蹚出了一条“让老实人得到实惠、让投机者承担代价”的路。

　　我听说后只是笑了笑。

　　老实人不该吃亏，算计别人的人不该总占便宜。这句话的道理谁不懂？

　　可真正做生意的时候，有多少人敢这么干？

　　我不过是做到了那些人人心里知道、却人人不敢做的事。